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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筹款-慈善组织不能为特定的受益人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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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健在英國攻讀慈善法博士學位時發現,作為福利國家,由於有完善的醫療體制兜底,英國雖然也有個人求助性眾籌平臺,但遠沒有中國這樣興旺發達。

圖片來源@unsplash文|出行一客(ID:carcaijing),作者|李皙寅,編輯|施智梁

“媒體不應該聚焦於特定事件,一棒子打翻一艘船”,李德健表示,由於社會公眾對慈善行業有較高的道德要求,促使公眾對其偏差行為容忍性極低實屬正常,但媒體有選擇性的報道可能會加深公眾的誤解,從而影響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能直觀看到受助家庭情況立竿見影的改變,讓捐款人更有成就感。“一方面契合大眾對於慈善的朴素認知,另一方面是互聯網眾籌與在線支付的技術先進,個人直接在網上發起求助眾籌因而成為向公眾籌集救助資金的主流模式,” 籌款平臺方德瑞信負責人葉盈表示,這搶占了不少人投身‘慈善’行為的用戶心智。

“現在慈善機構被爆出來不合理的事兒太多了,我感覺失去了公信力。”生活在杭州的白領徐夢露連著說出了數件近期頗有輿論影響的相關事件。

還有,個案籌款容易過度披露求助人信息,有悖於慈善初心。個案籌款往往需要充分披露求助人信息,以便獲得捐贈人信任。事實上,這也有悖於慈善法中規定對對於受助人的人格尊嚴和隱私的保護,並且要求慈善信息公開時不得侵犯個人隱私的相關要求。

事實上,2014年2月,由國務院公佈了《社會救助暫行辦法》,圍繞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員、特困供養人員、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規定的其他特殊困難人員可以申請醫療補助,相關標準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按照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醫療救助資金情況確定、公佈。

不公平,有風險,易誤導,個案籌款惹爭議

當日,兒慈會接到民政部送達的責令改正通知書。通知書指出,中華兒慈會為吳花燕募捐的行為,超出了募捐方案限定的救助範圍,不符合中華兒慈會的宗旨和業務範圍,責令其妥善處理募捐款項並及時向社會公佈。

尷尬的是,大病籌款由於資金規模大,產投比不明顯,往往難以入資助型基金會和企業的法眼,導致難以拿到大規模資金。專業從事籌款事業教育的葉盈透露,社會捐贈中七成源自於企業,而在個人捐贈中又以大額個人捐贈為主。

“從楊六斤、白雪、最悲傷作文、羅爾到吳花燕,若我們回顧由個人求助或個案籌款引發的風波,就會發現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籌款平臺方德瑞信負責人葉盈看來,這種以新聞熱點引爆公眾輿論的慈善捐款,往往會陷入爭議。

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對出行一客表示,類似情形在業內逐漸增多,一些機構甚至專營於此,針對大規模採用個案形式開展籌款工作的問題,業界需要展開反思。

此前,身高只有1.35米、體重43斤的貴州24歲女大學生吳花燕,省吃儉用給弟弟治病,經媒體披露後備受公眾關註。2019年10月25日至今,9958在“水滴公益”“新浪微公益”為其籌得1004977.28元,但直到吳花燕1月13日離世,善款僅撥付2萬元。由此引來輿論風波。

不同於商業公司,可以通過營收和利潤等經濟目標衡量企業經營水平,公益慈善組織的社會目標的評判標準較為複雜。陸璇呼籲,公益慈善組織應該提升自身專業能力,滿足社會需求,實現社會創新,將成功的項目成果轉化為政府的公共服務產品或者可持續的服務,從而實現模式推廣。

在業內看來,無論剩餘善款退與不退,兒慈會都陷入了“不專業”的窘境。但這並非一家所為,而是整個公益慈善組織與大病求助者兩種主體,圍繞慈善捐贈與個人求助兩種行為,彼此交織纏繞產生出的糾葛。

“值得欣喜的是,捐款人也在成長”葉盈補充稱,過去十年間,一些公益慈善組織抓住了發展窗口期,投入精力建設品牌,幫助了一批受益人,從而讓捐贈人和受益人成為了組織籌款的擁躉。這批捐款人願意關心善款流向,也有了理性考量機構的價值觀和眼光。

留給大病群體求助的資金空間很少,在公眾籌款渠道講故事成為了一種無奈下的理性選擇。

多位業內人士對出行一客表示,現有救助制度給付比例依然過低,加上各地區發展情況不均衡,從而導致需求溢出到了慈善公益行業。

陸璇舉了一個例子,比如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公益性社會團體受贈的財產及其增值為社會公共財產,受國家法律保護。與水滴籌等“零費用”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服務平臺相比,公益慈善組織既然收了運營管理費用,公眾會期待公益慈善組織本應在合規運作、受益人篩選、撰寫籌款材料、尊重受益人和善款使用等最基本的項目運營方面承擔起嚴格把關項目質量的表率作用、提供地更專業的慈善服務。

葉盈則認為,業內應該幫助大病救助機構探索出一條新路,如何針對一類病人,做群體救助型項目,而非針對個體的個案捐助。

出行一客訪談多位捐款人得知,他們的首次捐款源自於身邊的陷入大病困境的同學、同事、朋友;隨後,有的開始根據社會熱點事件有選擇性地進行捐贈。“看新聞里他們陷入困境,想到自己能夠直接地幫助他們,會有很強的成就感。”上海白領李艷婧表示,有時候她還會檢索一下昔日捐款對象後續的新聞。

上海復恩社會組織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理事長陸璇告訴出行一客,未按照章程規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動的業務範圍進行活動的,也涉嫌違反了國務院頒佈的行政法規《基金會管理條例》。

“個人求助”與“慈善募捐”的差別,使得在這兩種常見的捐贈場景下,催生了一種迥異的新模式,即由公益慈善組織針對個人展開捐款活動。“這種混雜項兩種捐贈模式的行為,在籌款工作屢有發生,但由於定義不清往往容易產生爭端。”北京七悅社會公益服務中心項目主管孫聞健表示。

“如果不讓我寫求助人家庭情況的細節,比如爸爸殘障媽媽有精神病,我就不知道怎麼幫他籌款了。”一位籌款工作人員曾經吐露出自己的疑惑。

多次出現的類似事件,影響了公眾對公益慈善行業的信心。“大病救助領域的個案籌款或許存在結構性問題”,在葉盈看來,個案籌款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和風險。

多次出現的類似事件,影響了公眾對公益慈善行業的信心。“大病救助領域的個案籌款或許存在結構性問題”,在葉盈看來,個案籌款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和風險。

迫於現實,滋長於灰色地帶“在英國很少見圍繞大病救助的個人求助。”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福利與法治研究中心(慈善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健對出行一客表示。

首先,個案籌款天然存在的馬太效應,易造成不平等。公益慈善組織為了獲得善款,容易落入追逐流量的陷阱,從而渲染博眼球的故事觸動公眾;此外,在個案籌款中往往是本身具有強社會資源和關係網絡的受益人更容易籌款,而非毫無資源、學歷偏低更需要受助的人。

有觀點認為個人求助並不具備公益性,而屬於個人私益。“慈善必須具以公益性作為條件,需要符合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 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在其文章中表示 ,“因為個人求助歸根結底是私益性質的,不管將多少個私益性質的個人求助打包在一起的所謂的“大病救助項目”,也因為其受益人的確定,而不具備公益性”。

同時,個案籌款仍是一些公益慈善項目主要的資金池,如果簡單地一刀切,大量特別弱勢的群體連發聲的機會都沒有了。

無法可依、身份尷尬的“個案籌款”

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直接撰文稱,因為有悖於“公益性”,慈善組織不能為特定的受益人募集資金。

“比起漫山遍野找留守兒童點對點捐助,肯定是由專業的公益組織去遴選受助者更高效”,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福利與法治研究中心(慈善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健對出行一客表示,比起針對個人的救助,針對不特定性群體的救助更為高效、公平。

值得留意的是,根據民政部“慈善中國”平臺檢索顯示,上述募捐方案款項用途為用於0-18歲困境大病兒童的醫療資助、心理關懷及生活助困費用。顯然,吳花燕並不屬於上述受益人範疇。

葉盈向出行一客分享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媽媽為生病的女兒偷了根雞腿,作為兒童節禮物,由此催生了“最心酸的兒童節禮物”熱搜話題。就在母女病床前人頭攢動、捐款絡繹不絕時,同病房還有一位家庭貧困需要救助的孩子。孩子爺爺向記者求助被拒絕後,追出病房質問,“不幫我們,是不是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偷東西?是不是這個道理?”

如果不能幫助機構提升能力,以便合法合規且符合倫理地籌集金針白銀,再多的條條框框都無法阻止此類行為和負面新聞的產生。

雖然短期內再次修訂《慈善法》存在難度,但業內希望明確認識。

陸璇告訴出行一客,在法律上,個人求助也不同於公益慈善籌款。前者適用《合同法》 有關贈與合同的規定,而後者則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

李德健認為:“現有法規存在一個大BUG(漏洞)。”

此外,在募捐文案中針對吳花燕早年父母雙亡的表述,與現實情況的不符,百萬元資金在吳花燕去世時,僅撥付寥寥萬元,都成為引起公眾強烈反感的藥引。

但在慈善公益理論界,個人求助是否屬於“慈善”,是存在爭議的。

數據顯示,2016年上線的水滴籌,在次年實現籌款逾25億元,2018年實現籌款120億元的高速井噴,同時得到包括騰訊、高榕、IDG等風投的多輪融資。此消彼長的是,據《慈善藍皮書: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社會捐贈總量預估約為1128億元,比2017年1526億元下滑了26%。

此外,有些慈善組織為了拉動捐款,有意混淆從而造成公眾誤解。一些慈善組織,將一特定關鍵人物求助信息作為捐助文案主體,實則為一個群體開展慈善募捐,易陷入誤導公眾的爭議中。

“公益慈善機構應該扛起自己的責任。” 在葉盈看來,公益慈善組織應該靠專業性和品牌籌款,靠公信力和風控來保障用好善款。她試圖立項通過行動研究探索如何培育捐款人從個案轉向群體救助型項目,從而幫助慈善公益機構樹立信心,進行技術層面指引。

借助水滴籌、輕鬆籌這種網絡平臺,在線支付直接向鮮活的個人捐款,幫助深陷大病危機的家庭脫困,在業內被稱作“個人求助”的行為越發常見。

李德健建議,由民政部牽頭,引領行業協會與相關組織制定相關標準,明確制定出慈善公益組織從事個案捐助的合規手冊,給出官方指導意見。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公益慈善與非營利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馬建銀也有相近觀點,其在文章中表示,個人求助自身帶有“社會公共性”,未必不在《慈善法》的管轄範疇之內。這似乎需要進一步的權威法律解釋,和更為明確的政策文件來確定。

金錦萍認為,慈善組織在使用資金時強調公益性,使得捐贈人無法通過指定而選擇受益人,從而確保捐贈人給付資金的公益性,並因此得以正當享受法律賦予公益性捐贈的稅前抵扣優惠政策。

也有人認為,一些眾籌平臺上的籌款人並沒有到山窮水盡的時刻,僅僅是不希望拖累家庭的生活品質。對此,徐夢露雖然也對籌款人的真實情況有所顧慮,但會在捐贈前會多看一下詳情頁面的具體描述。“捐給慈善組織後,我就不會去看、也不知道錢款具體用在了哪裡。”生活在上海的高巍巍認為,這種能夠看到資金用在哪裡的行為,讓她更為安心。

遺憾的是,按照民政部的責令整改通知,在吳花燕事件中“兒慈會”並沒有做好這一點。兒慈會為24歲的吳花燕募捐的行為,超出了募捐方案限定的0-18歲少年兒童的救助範圍,不符合中華兒慈會的宗旨和業務範圍,責令中華兒慈會妥善處理募捐款項並及時向社會公佈。“未按照章程規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動的業務範圍進行活動的,也涉嫌違反了國務院頒佈的行政法規《基金會管理條例》。”陸璇對出行一客如是說。

“行業內圍繞公益組織搞個人募捐,是否具有公益性的爭議極大,各種聲音都有”,一位業內人士對出行一客表示,該爭議背後是公益慈善文化和公益慈善發展需求間長期存在的矛盾。公益慈善組織需要完善體系建設,但公眾則希望慈善越簡單越好,比如就直接捐款捐物就夠了,在此背景下兒慈會暴露的籌款問題僅僅是一個剖面。更重要的是凝聚公益行業、社會公眾、政府部門間的共識,解決實際社會問題,這不是簡單的強調“關停平臺”或者“強化監管”所能解決的問題。

修法、借殼、升級,合規之路咋走?

根據《基金會管理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基金會、基金會分支機構、基金會代表機構或者境外基金會代表機構“未按照章程規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動的業務範圍進行活動的”,由登記管理機關給予警告、責令停止活動;情節嚴重的,可以撤銷登記。

其次,公益慈善組織易因獲得運營經費,而被異化。公益慈善籌款組織如果過度依賴從個案籌款中提取經費,那籌款的行為容易按從從救助順序、籌款目標設定、上線排期,到籌款材料撰寫等實際運作中滑向追逐流量和籌款額的陷阱,難以幫助到真正需要的人。

“公益慈善行為也需保留受助人的尊嚴,”葉盈對出行一客表示。

近來圍繞公益慈善組織的負面輿情頻發,一些信心受損的捐贈人更青睞於個人求助的眾籌平臺。

擰巴往往會把好事兒變糟糕。1月20日,處於輿論風口浪尖的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以下簡稱兒慈會)發佈聲明稱,根據民政部通知精神,自即日起的15個工作日內,將把為吳花燕募集的善款1004977.28元,全部原路退回給捐助人。